外文学论文发表之释义学的比较文学

所属栏目：外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3-08-26 10:13:27 更新时间：2013-08-26 10:18:27

外文学论文发表期刊推荐《国外文学》系中文核心期刊，是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份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评介外国文学的学术性刊物，主要面向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从1993年第一期起进行了改版，由原来的大32开改为16开，在栏目设计方面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目前设有如下相对比较固定的栏目：文学理论探讨，跨学科文学研究、文本分析与阐释、作品翻译与评介等同时还设有各种专题性质的栏目。编辑部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几个外语系的教师组成，每位编辑部有自己的研究专业，涉及各种语种的文学，作为一个工作机构，编辑部的工作受编委的领导，编委会成员由北大的一批研究外国文学的著名专家和学者组成。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前结构。[11]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历史虚无主义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文革时期达到高潮。在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则是西方的近代理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24]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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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发现理解的可能性。比较文学的目标就是为人类的生存筹划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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