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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1-30 10:44:00 更新时间：2013-11-30 09:32:53

　　本文是一篇体育科技类论文范文，由月期刊网体育论文发表网站提供，选自期刊《体育文化导刊》是我国中文体育类的核心期刊，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办。《体育文化导刊》创刊于1983年，原名为《体育文史》，2002年更名为《体育文化导刊》。为月刊，采用大16开本，每期有160页，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摘要：近代中国，国家落后，惨遭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国民贫弱，受尽“东亚病夫”的国格屈辱。然而，在危亡之际，由中华民族自觉爆发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抗精神，挽救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以王正廷、张伯苓为代表的近代爱国人士，以倡导和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为强国、强民、抵御外侮的手段，在力图重塑国家与国民新形象的同时，为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开辟出一条与世界接轨的奥林匹克之路。

　　关键词：王正廷,张伯苓,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

　　近代中国社会麻木不仁，列强蔑称为东亚病夫，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尖锐时期，独立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全民性呼声。正所谓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则必先强身，因此，以王正廷、张伯苓为代表的爱国人士肩负起强大中国民族体魄的重任，他们以发展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为斗争武器，力图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在强国御辱的斗争中，重塑国家形象，赢得属于中华民族应有的国格。王、张二人在发展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中不遗余力，为近代中国体育与世界接轨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王正廷与张伯苓的奥运情结

　　王正廷，出生于基督徒世家，自幼接受西方文明，体育便是其中之一。自1894年考入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成为其参加体育运动，发展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起点。在此，王正廷除培养了对网球、游泳等体育运动的爱好外，更亲身参与、组织近代中国的体育活动。如1898年王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队长时，参与组织了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王正廷认为体育关乎国家发展，即“有强健之体质，然后有勇毅之精神，有勇毅之精神，然后有伟大之建树。个人体质之强弱，关乎民族之兴衰”。①因此，担任民国外交部长及国际奥委会委员后的他，更加钟情于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

　　张伯苓早年曾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本身热爱武术的他，北洋水师学堂西式体育“自强”教育更引发他对近代中国体育的思考。这一方面源于自身海军实习时，从威海卫两日三易国旗中所感受到的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凌辱，由此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则是其师严复革新救国思想对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启发。因此，他所倡导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体育事业成为其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伯苓认为“体育发达非啻身体之强健己也，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②，而近代中国“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未体育”。因此，张伯苓除了在自办南开系学校中大力提倡体育教学外，于1909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其所任职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也积极发展体育运动。

　　王正廷与张伯苓作为民国历史上不同领域中同样显赫的人物，前者是执掌民国四届政府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家，后者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二人的交集之处在于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王正廷被称为近代中国的“奥运之父”，张伯苓则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奥运先驱”。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在表达二人对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方面所做出的最早贡献。王正廷“救亡图存，体育为亟”的民族理念与张伯苓“教育救国，体育为先”爱国思想的默契统一，恰恰都认识到体育发展对国家兴亡的重要影响，因而两人在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的合作道路上风雨兼程。

　　二、王正廷与张伯苓的早期奥运努力

　　由于张伯苓年长王正廷，因此他接触奥林匹克运动的时间要早一些。早在“1896年，首届奥运会举办不久，张伯苓通过美国朋友了解了这一世界顶级体育盛会的情况。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在美国举办后，张伯苓更加关注奥运会。”①随后，张伯苓大力介绍和倡导奥利匹克运动。1907年10月19日，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举行颁奖仪式上，张伯苓发表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准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②这是张伯苓作为中国的奥运先驱，最早公开提议中国组建奥林匹克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演说，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一次回应。此外，1908年，张伯苓受派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后考察欧美教育，适逢第四届英国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张伯苓的努力在于引导国人逐渐认识奥林匹克运动，从而促使国人关注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也为实现近代中国体育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接轨起到了宣传与动员作用。

　　王正廷与近代奥林匹克事业结缘于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与组织，远东运动会即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要由菲律宾、中国、日本发起和参加。1911年9月，王正廷结识世界奥林匹克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并根据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布朗的组建远东体育组织的建议，联合日本青年会干事克龙、广州青年会美国干事图斯里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进会”，决定每两年一届轮流在远东各大城市举办运动会。王正廷作为远东运动会的主要发起人，在担任第2、5、8届运动会会长期间，认真履行运动体协宗旨，积极推动中国体育乃至远东体育在世界中的发展。国际奥委会于“1920年8月，在安特卫普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9次全会，正式承认远东体协与远东运动会。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正式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和赛事。”③这其中离不开王的努力与贡献。因此，国际奥委会鉴于王正廷在当时中国体育界的地位，及其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便于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背景，于“1922年，经前国际奥委会古柏坦的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同时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其成员组织，即中国的奥委会，并由王正廷担任主席兼会长，从此中国便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起关系”④。王正廷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为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此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发言席上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在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发展的前期阶段中，张伯苓发挥了对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倡导作用，将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到中国，而王正廷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国家奥委会委员，其贡献在于将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联系起来，两人的前期努力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三、王正廷与张伯苓的奥运合作

　　王正廷与张伯苓对于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虽然努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恰恰基于王正廷与张伯苓早期的奥运努力，二人才得以共同合作发展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事业。

　　（一）远东奥运会——体育主权之争

　　当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华大地逐渐传播的时候，王正廷与张伯苓在推动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展开了彼此的默契合作。“张伯苓与王正廷第一次并肩作战，便实现了中国体育事业由中国人自己管理，成功地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了体育主权。”⑤这与二人共同组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息息相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其前身为成立于1922年4月的中华业余运动会，该会以提倡业余体育运动为主要目的，处于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地位，其宗旨便是“为了试图建立全国性组织，宣传业余体育精神，推动体育运动发展。”⑥后来“由于中国成功主办1921年第5届远东运动会，以及葛雷（美籍）和麦克乐（美籍）等从中联系，国际奥委会于1922年正式承认中国的‘中华体育业余运动会’为中国奥委会。”①也就是在这一年，王正廷当选为中国第一位、亚洲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中国奥委会主席。此举为中国独立领导自己的体育事业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对于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尽管张伯苓、王正廷先后出任会长，该联合会也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在旁人看来“这个联合会已为外人把持”，“认为有失国家尊严”。②同时，民国以来，西方体育运动渐入中国，加之以王正廷与张伯苓为主要代表的体育人士的对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和介绍，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启发中，国家与国民的体育主权意识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第六届运动会上中国的惨败深深刺激了国人。因此，张伯苓与王正廷等人改弦更张，共同发起、组织属于中国人自主管理的体育组织。在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之下，“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在上海成立，公推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董事会15人全部为中国人。全国体协的成立，标志着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的均成为历史。全国体协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及多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其成员组织。全国体协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领导下，为发展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③如“组织开展体育运动，指导体育各项工作，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体育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运动会和全国分区足球赛，在国际上参加了比较有影响力的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④这些都是王、张二人为近代中国独立领导体育事业，争夺体育主权所作出的努力。

　　此外，王正廷与张伯苓对国家体育主权的捍卫，除了以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形式进行斗争外，在国际运动会的参与与组织中也丝毫不放松对国家体育主权的维护。“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日本侵略者除了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外，还力图通过体育运动会搞政治阴谋。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1934年3月13日，日本体协派山本至上海，要求中国体协允许“满洲国”代表参加第十届远运会。时任体协董事会主席的王正廷严词拒绝，认为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并领导全国体协致函菲律宾体协，表态说明如果多数会员国赞成满洲国加入远东运动会，我国将退出委员，以示抵抗。最终，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的坚决抵制下，日本的政治阴谋没有得逞，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如期举行。如果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改写了外国主持中国体育主权的旧历史，那么以张伯苓、王正廷为代表的体育人士对日伪满洲国等敌对势力的体育之权之争，则是国人自办体育，并为之奋斗的自主性表现，从而为近代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撰写了新的篇章。

　　（二）参加奥运会——重塑国家形象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建，是国人实现自办体育的开始，争夺国家的体育主权是实现体育自办的前提，而参加奥运则是实现国家形象重塑的重要机遇，因此，王正廷、张伯苓致力于近代中国对世界性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与。正如王正廷所说：“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而世界之物质文明，导致人类身体有逐渐衰落之趋势，长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设想，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⑤这是由于“国何由张，基于国民，体育发达，本乎此身，致力运气，聚精会神，大哉运动万国运动，将并一途。”⑥特别是王正廷于1922年当选为世界奥委会委员后，中国有权利并且有义务派队参加这一世界盛会。

　　其实“中国运动员站在奥运赛场上，不是被历史所记载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是更早1924年第八届巴黎奥运会”⑦，时任中华全国体协领导人的王正廷提议留美学生参加此次奥运会的表演赛，因此，中国选派韦荣洛、姜道章、黄景康三人参加了奥运会网球表演赛，虽以失败告终，但这毕竟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次非正式亮相，起到了参与奥运，展示中国形象，让西方各国重新了解东方中国。此后，为进一步了解奥运会和把握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1928年，王正廷与张伯苓选派中华全国体协名誉干事宋如海作为中国体育界的代表观摩第九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这是近代中国体育组织第一次正式派遣代表出席奥运会。回国后宋如海根据这次奥运之行的所感写成《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书中描述“‘olympiade’原系古希腊运动会之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事皆需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①王正廷与张伯苓的这次派遣，不但让国人进一步了解了奥林匹克运动，而且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另外，此次奥运上他们收到第十届奥运会，即1932年伦敦奥运会的邀请函，此次奥运会的参加对于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一次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良好机遇。

　　对于第十届伦敦奥运会之行，王正廷与张伯苓煞费苦心。在“1932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出，中国将不派遣选手参加比赛，只有沈嗣良代表王正廷出席奥运会观摩比赛”的时候，贼心未泯的伪满洲国见利用远东运动会取得国际认可的道路走不通，便将注意力转移到第十届奥运会的参加上。面对此种情形，王正廷与张伯苓坚决抵制，同时决定不派员参加，1932年6月20日，张伯苓《复沈嗣良函》中载：“日前接来电后，随即函儒堂先生商议。倾接复函，谓伊处已奉到尊电，伊对派员出席世运会事早曾与本会董事会讨论过，已共同决定暂停派员出席，似乎不必因伪国有所举动而忽变更原议。”②在伪满洲国决定派遣的两位中国运动员刘长春与于希渭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下，“体育界人士王正廷、张伯苓、沈嗣良等有识之士主张派刘长春和于希渭代表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粉碎日本帝国主席分裂中国的阴谋。”③最终，在王正廷与张伯苓同国际奥委会的积极斡旋之下，刘长春代表中国作为唯一的运动员参加了此次奥运会。此次奥运会上，刘长春虽然跑出连他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成绩，但这毕竟是近代国人第一次竞技在国际奥林匹克赛场，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之行。王正廷与张伯苓坚守民族大义，勇于同伪满洲国争夺体育主权，这种体育爱国的精神重新塑造着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自从有了伦敦奥运会的第一次出征，王正廷与张伯苓为奥运而奋斗的信念也更加坚定。“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前在王正廷和张伯苓等人的力主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在青岛、北京和上海举办训练班选拔奥运选手。1936年，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柏林奥运会。”④对于此次出征，王正廷表示由于近代中国同奥利匹克运动接触较少，但是作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派团参赛，即使失败而归，也是一次观摩各国先进选手比赛经验的机会，能够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宣传与发展。正如王正廷所料，此届奥运会中国依旧以失败告终，但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中国武术的表演及中国足球队的精彩表现，“中国武术第一次走出国门，受到超乎意料的好评，称赞中国武术是艺术品中的精品，是体育界的骄傲。有人称，武术集艺术、搏斗、舞蹈于一体，世界任何项目也无法与之相比等，证明了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以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也算是为国争了光”⑤。此外“奥运会后，英国邀请中国足球队，英国的报纸在显著的位置刊发了中国足球队到英国访问的消息，并不惜版面，详细介绍了中国足球队的状况。英国的媒体还告诉英国读者，不要用清朝时代的老眼光看待中国人。”⑥这些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意外收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外人重新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使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也逐渐改观。

　　近代国人的再一次奥运展示是在1948年的伦敦第十四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奥运代表团仍由王正廷亲自率团参加，此次奥运之行最大的难题在于经费问题，由于当时政府财政的亏空与国民政府的衰微之势，王、张二人四处募捐才促成此次奥运执行。此次奥运之行的比赛结果如同前两次，但是它毕竟给战乱昏暗的旧中国注入新的体育活力，最起码中国通过派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证明中华大地流动着充满竞争意识的希望之血。民国时期的奥运之行无疑对外展示了国民的精神面貌，对于改观外人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了宣传与撼动效应，是对国家形象的一次重塑行展示。

　　（三）申办奥运会——走向世界的新步幅

　　如果说近代国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是对旧中国形象的一种重塑，那么之后以王正廷和张伯苓为首的近代国人的申奥之举，堪称近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的又一新步幅。他们的申办努力除了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之外，还注意吸纳和培养对近代中国奥利匹克事业发展有利的人才。

　　1939年，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成为奥委会委员，其根本在于发展近代中国体育及奥林匹克事业，正如其向体协董事董守义解释：“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运行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们门票收入这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有一个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①除了吸纳政治上有影响的人之外，专业的体育人士也是必不可缺少的，王正廷建议：“我们应该推荐一名懂体育的年轻人，并能履行日常的体育事务”②王正廷与张伯苓很早就开始物色体育人才，而董守义则是他们共同认定的最好人选。在1941年2月的重庆沙坝南开中学董事会议上，张伯苓已决定由董守义出任体协副总干事，并在1943年，由张伯苓等人推选董守义作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负责抗战时期的体协工作。1947年，经王正廷推荐，董守义被国际奥委会选为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与张伯苓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在于防止中华全国体协为国民党“CC系”控制，成为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而更重要的是体协作为民间自由组织能够更切实的发展中国的体育运动，同时也为近代中国在奥林匹克的行进之路上迈出新的步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一新的步幅便是近代国人的第一奥运申办。

　　1945年6月1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理事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有王正廷、张伯苓、董守义、郝更生、吴蕴瑞、马约翰、章辑五、宋君复、高梓、王卓然、尚树梅、张时中、沈鸿烈、金会曾、陈时等20余人提出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在9月召开的常务理事会议上，张伯苓、王正廷等人决议申请1952年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华举行，并决定由王正廷与张伯苓负责与政府接洽，到1948年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时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会后，体协总干事董守义携带此次常务理事会申奥决议草案拜访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民国政要孔祥熙，孔祥熙原则上支持1952年的奥运会，并提议体协与政府提前商洽奥运会场的选定与修建。然而，由于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加之各种因素的混入，申奥一事也不了了之。但是这毕竟是在张王二人所领导下的近代体育爱国人士所进行的第一次申奥行动。回眸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由组织队员参赛，到推举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再到中国申办奥运会，至此近代中国的奥运事业也发展到顶峰。此次奥运会申办，虽然由于内战爆发及各种因素的交织最终流产，但却标志中国在奥运之路上所迈出的新布幅，从此中国人民更有自信竞技在奥利匹克赛场。

　　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奥运之路，从1924年参加第八届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表演赛，到1928年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派遣代表观摩，到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正式选派运动员参加，再到后来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的大规模派团参加，期间经历了1947年的奥运会申办。张伯苓与王正廷共同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他们对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奋斗终生。张王二人对近代中国体育运动的贡献，特别是对奥林匹克事业的倡导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一大批如王正廷、张伯苓、董守义等热爱体育的有识之士，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顽强不屈的毅力苦苦支撑，中国体育从无到有，从无机构到有组织，从国内到国外，从弱小到强大，他们居功至伟，堪称中国近代体育的先驱。”③

　　参考资料：

　　①张博.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22.

　　②张金桥.奥林匹克运动[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08.

　　③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8）：388.

　　④王正廷.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体育生涯[J].百年潮，2005（12）：47.

　　⑤孙海麟.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27.

　　⑥杨向东.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张伯苓[J].体育文化导刊，2003（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