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育论坛户田浩晓关于《文心雕龙》“文章载道”说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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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1-16 17:48:17  更新时间：2016-01-16 17:23:15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很多国内外的专家也针对文心雕龙进行过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教师教育论坛杂志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户田浩晓关于《文心雕龙》“文章载道”说述略。
　　摘 要：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一书收录了《文心雕龙文章载道说的构造》《文章载道说的构筑者和实践者》两篇论文，从文学的作用、文人的道德、“文章载道”说的两重构建三个层次，阐发了《文心雕龙》的“文章载道”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论“文以载道”说的理论渊源大有裨益。

　　关键词：户田浩晓,文心雕龙,文章,道

　　户田浩晓的“文章载道”说，其实也就是宋代理学家所总结的“文以载道”，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文章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对《文心雕龙》所体现的“文章载道”说，户田氏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停止探求与追寻的脚步，在学术界留下了思索与钻研的印记。综合起来看，他是从文学的作用、文人的道德、“文章载道”说的两重构建三个层次来阐发《文心雕龙》的“文章载道”说的。

　　一、文章――经世之器

　　户田氏开宗明义，清晰地展示出“文章载道”说的历史渊源和演变历程。《诗经》以“思无邪”的诗教本质，承续着淳厚的民风;《春秋》以“一字寓褒贬”的史学精神，铸就了著史之典范。至少从孔子的时代开始，“文”已经被视为“载道之器”;汉代以降，儒学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官方意识形态，“文章载道”遂成为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主流思潮。

　　六朝时代出现了文学新变思潮，“德为本、文为末”的传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曹丕一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庄重宣言，喊出了“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时代的最强音。然而，文章之所以能够上升到与传统经典相仿佛的高度，根源上还是“文章载道”说的潜在影响。而纵观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浸浸乎“经世之器”观。

　　《文心雕龙・原道》有云：“夫玄黄色杂，方

　　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按此说法，“道”就是自然理法，日月星辰、山川地理、动植之文、林泉之声，皆为“文”。又云：“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1天、地、人三才生成，无识之器向有心之人渐变，于是“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文学遂得以产生。“道”与“文”的相互关系可以在两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中予以确认：一是天、地、人，一是道、圣、文。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点出了写文章的要旨所在：征圣、宗经以明道。从上古的圣王到周公旦、孔夫子，都是圣人，后人写文章就应该征圣宗经，远绍《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近崇《易》《书》《诗》《礼》《春秋》。圣人之道是绝对的，经典之文亦是绝对的，故曰“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章源于经又归乎经，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刘勰不仅在理论上崇经重道，而且特别重视经典的现实功能，强调文章作为“经世之器”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从伏羲到文王、周公、孔子所表述的儒家思想，与天地之道是统一的。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目的便是教化天下，使“民胥以效”。《文心雕龙・征圣》曰：“是以远称唐世，刚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

　　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1]15就是说，文章在政治教化、社会事业、个人修养等方面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论文章的三大功能，均出于圣人经典――《论语》、《左传》和《礼记》。《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83《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28《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3]1021-102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3]1057《礼记・表记》：“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3]1495援引经典佐证其论断，突出经典的“经世之器”的作用，这就是刘勰论文“必征于圣”的目的所在。

　　二、文人――敷赞圣旨

　　文章乃“经世之器”，故其作者必注重道德修养。户田氏总结了刘勰的有关文人道德的见解。既然文章是经世之器、道之载体，那么作者的人格对于文章的优劣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文人的道德境界决定着文章的精神高度。这被称为“儒教的道德性”，它要求文章作者，依据更加严苛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

　　刘勰怀抱儒家理想，立志光大圣人事业。他本以为“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可是“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他只好转而“论文”。因为在他看来，“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4]726就是说，论“文”亦是论“经”，可以同样起到“敷赞圣旨”的作用。这就是他创作《文心雕龙》的动机。本着这一动机，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列举了16位文人在德行方面的不良记录，以此警示文人：即便才情四溢、雄冠群儒，如果“文”不宗“经”守“道”，失德于前，一切皆是徒劳甚至家败业亡、不得善终。 　　第一类是行为不检，有失家庭美德。例如，“相如窃妻而受金”典出《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以琴声取悦卓文君，使卓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孙无奈接受二人的婚姻、并分与司马相如财物，《颜氏家训・文章篇》也指责称“司马长卿窃赀无操”;“扬雄嗜酒而少算”典出《汉书・扬雄传》，扬雄素来贫穷，却嗜酒如命，不惜掏空家产，游学也不忘携酒前往;“敬通之不循廉隅”典出《后汉书・冯衍传》，冯衍字敬通，显宗即位以后，冯衍失宠，回到家中，由于妻子不许其纳妾，年老后将她赶走。

　　第二类是结党营私、危害国家百姓。例如，“班固谄窦以作威”典出《后汉书・班固传》，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当了中护军，深得窦宪信任，班固不注意教育儿子，致使子孙仰仗着窦宪的庇护不守法度;“马融党梁而黩货”典出《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奢乐恣性，党附成讥，结果因事得罪了大将军梁冀，被梁冀怂恿的官员告发贪污，罢官流放;“潘岳诡�于愍怀”典出《晋书・愍怀太子传》，潘岳协助皇后贾南风，模仿愍怀太子口吻，迷惑醉酒的太子誊写忤逆书稿;“陆机倾仄于贾郭”典出《晋书・陆机传》，陆机喜欢结交权贵，和皇后贾南风的从舅贾谧往来甚密，遭世人唾弃。

　　第三类是乖戾狂悖，招致不良后果。例如，“杜笃之请求无厌”典出《后汉书・文苑传》，杜笃虽然博学却不修小节，和美阳县令一起出游时，屡屡请托，招致不谐，后促使县令将其送回京师;“文举傲诞以速诛”典出《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字文举，曹操表制酒禁，结果他以侮慢之辞与之争论，后来不忍曹操势力壮大，屡次发辞偏宕，终于惹来杀身之祸;“正平狂憨以致戮”典出《后汉书・文苑传》，祢衡字正平，因为少有才辩而气尚刚傲，结果26岁时被黄祖杀害;“傅玄刚隘而詈台”典出《晋书・傅玄传》，傅玄当上司隶校尉后，按规定司隶校尉的官轶虽在众卿之下，然而在端门外可独坐一席，景献皇后死于弘训宫，谒者认为应算殿内，傅玄不能独坐，招来他当着百官之面大骂，结果被免官;“孙楚狠愎而讼府”典出《晋书・孙楚传》，孙楚入骠骑将军石苞的幕府，可是他刚愎自用，看不起这个没文化的上司，言语上常常不敬，石苞上书朝廷告他诋毁时政，孙楚也针锋相对上书自辩，后来又得罪尚书，数年无官。

　　此外，“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惚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哺啜而无耻”四个故事的具体情节虽不详，然也不外是轻躁放纵、少廉寡耻一类的劣迹。

　　户田氏认为，刘勰引述这16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文章的作者不能违背经典的圣训，文人非道德的细小行为都是不能宽恕的。非议某些文人外在的德行是希望倡导文学家重视内在的思想道德、精神信仰。文士就要有自己的道德操守，鉴戒规讽，言行一致，以敷赞圣旨为己任。

　　三、宗《易》与宗《诗》

　　――“文章载道”说的两重构建

　　将刘勰和白居易放在“文章载道”说的大框架下进行对比研究，是户田浩晓的独创之处。经过整整42年的沉淀，户田浩晓对于《文心雕龙》“文章载道”说的理解已经有了新的突破。他把六朝的文论家刘勰与发起新乐府运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放在一起比较，发现二人在“文章载道”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刘勰遵循《易经》的体系，白居易沿袭《诗经》的风貌。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1]22-23刘勰论文，多援《易》以为说。“宗经”之本亦在“宗《易》”，因为“言文”之源乃“人文”，而“人文”的开端则是“太极”，《原道》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的法则讲究元初，由本逐末，五经并非是平等的关系，《易》是大本，纲举目张，围绕它的《诗》《书》《礼》《春秋》四经都是由《易》衍生出来的。“经”可谓极文章之骨髓，《易》犹如文章之中枢，统领全局，贯穿始终。

　　《文心雕龙》结构体系的构筑也是易学思维的体现，《周易・系辞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注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孔颖达《正义》引马融说：“《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5]《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上篇二十五篇为总论和文体论，下篇二十五篇为创作批评论，其中最后一篇《序志》是统领全书的。《序志》对这一结构体系作了明确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ど裥裕�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4]727

　　中唐诗人白居易创新了刘勰的“宗经”思想，同元稹等发起了一场新的“宗经”运动――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主张就是恢复乐府诗的传统，虽然说白居易的创作集中于诗歌，但其思想依然是“文章载道”的传统的延续。他的“文章载道”核心在《诗经》，这可以从《与元九书》中看出：“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6]423六经之中，白居易置《诗经》于首位，并且充分汲取了《毛诗序》以来“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学观，认为帝王之所以能垂拱无为而治天下，跟《诗经》政教风化带来的正面影响有很大关系。

　　《诗经》特别是《国风》的魅力与价值在于其有讽谕之义，《文心雕龙・诠赋》说“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就是认为汉赋中的精品皆属于“古诗之流”，正是由于秉持了《诗经》的讽谕遗风才具备了文学价值。这样的信念同样影响着白居易。他创作讽谕诗五十首收入《新乐府》，十首收入《秦中吟》。诚如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那样，写诗的动机“系于意，不系于文”，意义大于文字;又云“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沽名钓誉的文学作品统统摒弃，向《诗经》传统看齐，做到“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 [6]41这与刘勰的观念不谋而合，《文心雕龙・情采》讲：“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4]538也是希望后世文人明白，文学情感不可以矫揉造作，空泛失真，辞藻华丽不是文学的正道。 　　刘勰宗《易》是一种哲学演绎，以此构建起“文章载道”说的理论基石和文化思想;白居易宗《诗》是一种文学实践，通过继承《诗经》教化、讽谕的传统，尝试运用《诗经》的创作方式，担负起文人关注民生的责任。他们共同完成了对“文章载道”说的两重构建。

　　户田浩晓在漫长的岁月里，孜孜以求地对《文心雕龙》的“文章载道”说进行研究，在积学储宝的基础上，掌握了丰富的经学、文论和史书材料，通过学养的积淀，寻找学术研究的创新点。其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文学的功能是“经世之器”，文章的政治教化意义需要进一步放大;文人的职责是敷赞圣旨，需要提升改善内在精神世界，有才无德之人达不到文士的标准;落脚点是如何看待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在“文章载道”说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唐代韩愈的学生李汉在所编《昌黎先生集序》中首次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又提出“文以载道”的思想。古文家认为“道必籍文而显”，道学家认为“文须因道而成”，“道”在“文”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户田浩晓的研究使我们明白：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人的“文章载道”的文学理念已经出现。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9.

　　[6]白居易.白居易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相关期刊简介：《民族教育研究》主要读者对象： 各地民族院校、师范院校、民族师专、西藏中学和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院等各校师生，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各级民委、统战、宗教、教育管理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各地各类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和有关个人。